三和青年田野调查的专著《岂不怀归》到手。我家里，国人学者的专著总算够了10本。
《自杀作为中国问题》是2007年的，当时作者惊讶发现，国内竟然没有学者专门研究自杀。
《我在现场》是2017年的，很失望地，自这书出版之后，他的这个研究领域再次陷入了沉默。
《刑法中的同意制度》是去年的，他让我感到恼火，怎么直到现在才有人愿意写刑法的大众读物。
《论语绎读》是今年的，大快人心，终于有人不把论语当圣经，终于可以只讲学术，不教做人啦。
《隐形书写》是1999年的，作者说在我国，存在着太多的“隐形现实”，“学术陷阱”和“文化想象”。
《岂不怀归》是2020年的，作者谦虚地承认，国内的人还不确切知道应该怎样做这种田野调查。
这些书的存在证明了，这些课题不是雷区，这些书籍不是禁书。
那么，就奇了怪了——为什么《隐形书写》提出农民工问题到《岂不怀归》做田野调查“新农民工”群体这20年期间，一直都（几乎）没有学者去做这个课题？
《岂不怀归》的作者在序言就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对他而言，原因有四：
- 在国内国外，底层人群的田野研究都是相对新的研究领域，先例少，方法少，前辈少，而且研究对象变化快，定量研究难，很难做成“科学”的研究项目。
- 如果国家不为这类研究提供经费，就只能作为自主项目来做。就是说，缺钱，缺人手。
- 学生比导师更嫩，更缺乏经验，难以担当助手和研究者的工作。
- 官方不开心啊，因为研究对象是我们社会不光彩的那一面，所以他们不愿配合也不愿支持；三和青年也不开心，因为研究对象就是他们，曝光他们的个人生活会对他们个人造成诸多不便，所以他们不愿配合也不愿支持。总之，研究者孤立无援，四面不讨好。
就是说，想做出点成绩很不容易。
尤其是学术倾向较强的专著，不能拿“公众评价”和“影响力”当遮丑布，更不容易了。
既费钱，又费力，又要求著者有能力，面子广，关系多，声誉好，权威大，最后，即使好不容易写成了书顺利出版，也可能会“因为广泛影响到了社会”而被拉黑。总之，当学者的或者当知识分子的如果不是真心想有所作为，谁愿冒这个险干这种鸟事？还不如去翻译几本国外的社科专著（例如日本的《少子时代》《孤独社会》《厌女》）引进国内更划算。
哈，我知道你可以想出不少被禁的例子。我就不用点名了。
至少，有能力有素养而且想有所作为的学者总是存在的，只愿这样的书可以再稍微多一些。
其实我家的“国人学者的专著”不止有这10本。因为其余的那些写得太水，或者太次，或者太恶心，或者太愚蠢，或者太伤天害理，不符合我理解中的学术专著的“高要求”，不配被认为是“专著”……所以，我就当自己只有这10本了。
准确地说，《李银河谈亲密关系》和《我在现场》不算“专著”，应该算“随笔文集”才对。但，数量太少了啊，如果只有8本，就凑不够一个圈，填不满正方形相框了啊。所以暂时就拿它们凑数了。以后出现新的好书以后，再把这两本剔除出去吧。